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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一九四○年由商務印書館初版。作者以中西文化的視野和洗練生動的文筆，指出中國自秦漢到現代中國政治的特點和動向，把中國二千年紛繁的傳統政治文化，概括得清晰而深刻，具有極強的穿透力。

譯者介紹

緒論
第一章 皇帝、專制、統一
第二章 有形政府之一─中央
第三章 有形政府之二─地方
第四章 無形政府之一─幕僚
第五章 無形政府之二─書吏
第六章 政治風氣之一─名教、傾軋、高調
第七章 政治風氣之二─貪污
餘論

緒論




清末的人喜歡談洋務，除郭嵩燾及幾個對於西洋有比較深刻認識的人外，他們所謂洋務包括幾項很具體的東西：大炮、洋槍、輪船、火車等物。當時“文化”二字尚未發明（中國以前也用文化二字，是文治教化的縮短，往往與武功相對而言，和現在人所謂文化略有不同），所以當時的人也不知有甚麼中西文化。民國初年我們對於西洋的知識日益增加，漸知西洋人自有其特別的文化，於是高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有些人以為西洋文化是“動”的，中國文化是“靜”的，還有些人以為“東西文化的一個根本不同之點”在“一邊是自暴自棄的不思不慮，一邊是不斷的尋求真理”。（《胡適文存三集》卷一，《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這種解釋似乎把中西文化的不同看先天固定的分別，兩方面心理的構造有根本的異點，西洋如此，中國人如彼，有如英國詩人吉卜靈（R. Kipling）的名句所詠：




Oh!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1 meet.




實際上這種看法是不合歷史事實的。歷代的記載告訴我們，每一個民族都有“靜”的時期，也都有“動”的時期；都有“不思不慮”的時期，也都有“尋求真理”的時期。英國著名經濟史家唐內教授（Professor R. H. Tawney）說：




所謂中國經濟生活中的傳統主義實在不是中國獨有的特點，而文化史上的一階段，就是歐洲也曾經過的。迅速地經濟變轉的事實，繼續不斷地經濟進步的理想，並不是西方歷史固有的音調，而是近四世紀的產物。如果一個歐洲人對於中國人所表現的守舊性不能了解的話，他倘能和他的祖宗見面，一定要發生同樣的感想。在差不多一千年的中間，西方的農夫工匠的技術變革的微小，和在中國所見到的一樣。在前者，猶如後者，一般人把以往的黃金時代而不把將來的可能性看作他們行為的標準與現在的規度；他們無條件地接收他們所承受的環境，視疾病癘疫為當然；對於那些矻矻不休地在那裡以藝術改進自然的人們，並不感覺興趣，如果他們不疑惑他們與惡魔合夥作祟就算好了。在歐洲又如在中國一樣，政治混沌、強盜充斥、內亂、饑饉，都是很普通的現象。




（Land and Labor in China , pp.19-20）




由此觀之，中西文化不是“種類”的區別而是“程度”的區別。馮友蘭先生說：




所謂西洋文化之所以是優越底，並不是因為他是西洋底，而是因為他是近代或現代底。有人說西洋文化是汽車文化，中國文化是洋車文化。但汽車並不是西洋本有底。有汽車與無汽車乃古今之分，非中西之異也。


（《別共殊：新時論之一》，《新動向》一卷七期）




馮先生的看法實在比以前的“動”、“靜”的說法高明多了。近代文化與古代文化的不同不僅在汽車之有無，而且在社會經濟政治的組織與理想。馮先生在另一個地方指出中古的生產方式是以家庭為本位，現代的生產方式是以社會為本位。在生產家庭化的社會裡“一個人的家是一個人的一切，因為他有了家才有了一切；他若無家即無一切。我們亦可了解，何以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裡，一切道德皆以家為出發點，為集中點”。（《說家國：新時論之四》，《新動向》一卷十期）




我國自秦漢以至清末的經濟社會始終沒有走出生產家庭化的階段，無怪中國人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國，對於政治不發生濃厚的興趣，好似“一盤散沙”一樣的無組織了。這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沒有“任何的政治能力”，或中國的文化根本不...